欢迎您来到河南省水文水资源中心! 2023年4月24日 星期一
单位：发展研究部
时间：2026-05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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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沁河作为黄河中游重要支流，其下游流域自古便是我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。广利渠作为沁河流域历史最悠久、影响最深远的引沁灌溉工程，历经两千余年的兴废演变，见证了我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的进步、朝代的兴衰更替以及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脉络。本文以沁河广利渠为研究对象，依托《后汉书·安帝纪》《水经注》《元史·河渠志》《怀庆府志》等史料记载，系统梳理广利渠从秦汉初创、魏晋南北朝发展、隋唐繁荣、宋元兴废、明清完善的完整演变历程，深入剖析不同历史时期的工程特征、管理模式及兴衰原因，重点探讨其在水利技术传承等方面的核心科技价值，结合当代水利工程发展现状，总结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，为当代流域水利资源开发、古水利工程保护与利用提供参考依据。
关键词：沁河；广利渠；发展演变；科技价值；历史启示
沁河发源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霍山南麓的二郎神沟，穿太行山入河南境，流经济源、沁阳、温县、武陟等地后汇入黄河，是黄河中游北岸最大支流。沁河流域地处中原腹地，气候温和、土壤肥沃、水资源充沛，自古便是我国农业生产核心区域与古代文明发祥地。漫长的农业发展中，劳动人民顺势而为、因地制宜修建了引沁灌溉工程——广利渠，其虽经历代修缮、扩建、废弃等曲折过程，终因其得天独厚的水利区位、利泽民生的实用价值以及积淀深厚的历史底蕴，得以赓续千年、传承至今，成为豫西北地区灌溉文明的鲜活见证与珍贵遗产。
广利渠可追溯至秦汉“秦渠”，历经三国魏晋改造、隋唐鼎盛、宋元兴废、明清完善，形成了兼具灌溉、防洪、排涝、城市供水等多重功能的水利体系。作为古代引沁灌溉工程典范，广利渠承载着古代水利智慧，其兴废与王朝治理能力、农业生产力水平、社会稳定程度密切相关。
当前，古代水利工程的保护与利用成为重要研究课题。广利渠留存的工程遗迹、管理经验及历史文献，为研究古代水利技术、农业经济提供了珍贵资料。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历史时期，缺乏对其完整演变历程的系统梳理，对水利价值的探析不够全面，未能充分挖掘其对当代水利发展的借鉴意义。基于此，本文系统梳理广利渠发展演变史，深入探析其科技价值，具有重要学术与现实意义。
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两个方面：
在学术价值方面，本文系统梳理广利渠从秦汉至明清的完整演变历程，结合史料还原不同时期工程布局、技术特征与管理模式；通过分析其兴衰原因，探讨与区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互动关系，丰富我国古代水利史、农业史研究内容，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框架；全面探析其水利科技价值，助力深入认识古代水利工程的多重功能，推动古水利工程研究深化。
在现实意义方面，总结广利渠在工程建设、水资源调配、管理运营等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，为当代沁河流域水利资源开发、灌溉工程建设提供借鉴；分析其生态与文化价值，为古水利工程保护与利用提供思路，助力区域文化传承与生态环境保护，推动沁河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
沁河发源于山西省沁源县霍山南麓的二郎神沟，属黄河中游北岸支流，全长约485公里，流域面积约13532平方公里，其中河南境内约7376平方公里，主要流经济源、沁阳、温县、武陟等县市，最终在武陟县汇入黄河。流域地形复杂，上游为山区，中游为丘陵，下游为平原，下游平原地势平坦、土壤肥沃，是我国重要农业生产区域。
沁河流域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，四季分明，平均年降水量600~700毫米，降水集中于夏季且年际变化大，易发生旱涝灾害。流域水资源总量充沛，干流常年有水，支流众多（如丹河、漭河），为引沁灌溉工程提供了充足水源。丹河作为沁河北岸重要支流，出山后引支分溉，与广利渠相互补充，构成沁河流域灌溉体系。
沁河流域水资源具有四大特征：一是总量充沛，多年平均年径流量约13.5亿立方米，可满足灌溉、供水等多种需求；二是时空分布不均，夏季径流量大、冬季小，上游山区水资源丰富、下游平原相对紧张；三是水质较好，上游植被覆盖率高，水土流失较轻，适宜农业灌溉与城市供水；四是泥沙含量较高，随着人类活动增加，水土流失加剧，下游渠道淤积问题突出，增加了维护难度。
此外，沁河流域与济水、漭河流域相互交织。济水作为古代四渎之一，源出济源县王屋山，是古灌区重要水源；漭河（一作蟒河）发源于济源北原山，下游汇入黄河，流域与广利渠灌区部分重叠，三者相互补充，为广利渠发展提供了良好水资源基础。
沁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重要发祥地，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时期，沁济河流域便有人类活动，今济源、沁阳等地均有遗迹分布。当时劳动人民已从事农业、畜牧业等生产，掌握了原始灌溉技术，为后续水利工程修建奠定基础。
传说中夏都“原”位于今济源古原城，这里泉源众多、土壤肥沃，适宜原始农业；商代国都邢（今温县东）、嚣（今郑州西北）均在流域附近，农业生产已具规模；周代本区进一步开发，成为东都北面重要经济区，城镇密集；春秋战国时期，野王、州县等重要城镇兴起，农业经济持续发展。
沁河流域经济地位重要，夏商时期属古“冀州”（河内），战国时出现河内、河东之名，秦置河内郡，汉至唐均为靠近都畿的重要经济区；唐宋改郡为州，分属怀州、河阳，怀州治所在河内县（今沁阳）；元代置怀孟路，明清置怀庆府，府治仍在河内县。
西汉时，河内郡人口达106万余人，是全国人口稠密地区之一，农业繁荣，成为重要兵员、赋役征集区。旧志记载河内“乡村络绎，鸡犬相闻”，农业繁荣带动文化发达，留存有温县春秋盟誓遗址、济源济渎庙等古迹，进一步彰显了流域重要地位。
沁河流域虽水资源充沛，但降水时空分布不均，易发生旱涝灾害：夏季暴雨引发洪水，淹没农田；冬季少雨、春季蒸发量大，易发生干旱，严重影响农业生产。据史料记载，秦汉以来旱涝频发，如明代中期怀庆府多次大旱，农田颗粒无收。
农业发展离不开水资源合理调配，频繁的旱涝灾害迫切需要修建水利工程，实现引水灌溉、防洪排涝。丰富的水资源、肥沃的土地、发达的农业文明及频繁的旱涝灾害，共同构成了广利渠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背景，推动了引沁灌溉工程的不断发展。
广利渠起源可追溯至秦汉秦渠，这是沁河最早的引沁灌溉工程，引水口在枋口（今五龙口），相传为秦代修建。《唐书》记载“古秦渠，枋口堰”，《水经注》提及三国魏司马孚改建石门前已有枋口古工程，可确定三国前已有枋木引水工程，结合秦汉政治经济背景，推断秦渠为秦汉时期修建，成为广利渠雏形。
东汉安帝元初二年（115年），朝廷下诏修理河内旧渠，结合河内水渠规模与城镇密度，引沁旧渠应为重要工程，可见其必在东汉之前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《汉书·沟洫志》虽未专载引沁工程，但提及当时各地水利工程众多，结合河内郡人口稠密、农业发达的现状，秦渠的存在具有充分合理性，为广利渠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广利渠名称随历史发展不断演变：秦汉时期称秦渠，以修建时代命名；三国魏晋时期，司马孚改建后仍沿用秦渠旧称或枋口堰；隋唐时期，出现利民渠、温润渠、广济渠等名称，“广济”寓意广泛救济，逐渐成为主流；宋元时期，元代正式命名为广济渠；明清时期，沁河流域引沁灌溉工程涵盖利丰、广济、永利、广惠、兴利等多条渠道；1950年，政府取各渠常用“广”“利”两字定名，成立统一管理机构“广利渠管理局”。
命名演变既反映了不同时期工程规模与功能定位的变化，也体现了劳动人民对水利工程惠及民生、推动农业发展的美好期盼。
广利渠的发展演变贯穿我国封建社会，历经两千余年兴废完善，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工程特征、发展规模与社会背景，可分为秦汉初创期、魏晋南北朝发展期、隋唐鼎盛期、宋元兴废期、明清完善期五个阶段。
秦统一六国后，中央集权为水利工程发展创造了条件。为巩固统治、发展农业，秦代在沁河流域修建了秦渠，引水口选在枋口，此处地势险要、水流集中，便于引水且靠近下游平原农业区，最大限度发挥了灌溉效益。
秦渠修建需解决引水口选址与防洪泄水两个关键问题。渠首采用枋木垒成引水门（枋口），解决了初步的防洪泄水与流量控制问题，天旱时多引水、汛期时少引水。因秦代史料简略，秦渠具体规模、灌溉面积已难以考证，但结合当时社会背景，其对沁河流域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，为后续广利渠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《旧唐书·温造传》中“怀州古秦渠”的记载
汉代继承秦代重视水利的传统，对秦渠进行多次修缮扩建。东汉安帝元初二年（115年），朝廷下诏修理河内旧渠，疏通水道、灌溉农田，此次修缮解决了秦渠年久失修导致的淤塞、漏水问题，扩大了灌溉范围。同时，汉代在秦渠基础上开挖支渠，形成初步渠系网络，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。
汉代秦渠的发展，推动了沁河流域农业繁荣与人口增长，西汉中期河内郡人口超百万，成为全国重要粮食产区，这与秦渠的灌溉作用密不可分。
秦汉时期广利渠（秦渠）的工程特征是：渠首工程简单，采用枋木引水门，防洪泄水能力有限；渠道布局以干渠为主，支渠较少，灌溉范围有限；技术水平较低，受木石器工具限制，渠道开挖与维护难度大，工程质量较差。
其局限主要表现为：生产力水平限制导致工程规模小，灌溉面积难以满足大规模农业需求；枋木引水门易受洪水破坏，汛期常被冲毁；缺乏完善管理体系，水资源调配与渠道维护混乱，工程易淤塞废弃。
秦汉以后四百年，国家分裂、政治动荡，但河内郡作为北方政权的重要经济区，引沁工程得到重视。三国魏黄初六年（225年左右），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奉诏修渠，他实地考察后发现，枋木引水门易被汛期洪水挟石撞坏，遂建议将木门改建为石门，提出“夹岸累石，结以为石门”的方案。
石门修建需解决石材开采、运输、砌筑等难题，修建者搬运五里外的天然方石数万块，采用“累石结砌”工艺，使石块相互咬合、紧密砌筑，历时两年建成。石门建成后，天旱时修拦河堰引水，汛期关闭石门排洪，实现旱涝保收，是广利渠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，标志着工程技术水平显著提升。
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详细记载了当时广利渠的渠系布局，朱沟水、奉沟水、沙沟水等人工分支的修建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渠系网络。朱沟水自枋口东南流，分出奉沟水、沙沟水，流经野王、州县等地注入武德陂湖，沙沟水、奉沟水下游利用济水故渎，实现灌排两用。
这一时期渠系布局有三个特点：一是流程长，朱沟水从五龙口至武德陂湖约80公里，覆盖范围广；二是灌排结合，各沟水均有退水处，可排出汛期多余洪水；三是借河为渠，利用济水故渎减少工程量，体现了因地制宜的理念。此外，《水经注》还记载野王城通过支渠引朱沟水入城，实现城市供水与城郊灌溉，工程功能日益完善。
北方政权对沁河流域水利工程较为重视，设立专门官员负责管理维护。西晋武帝时，河内太守刘颂上表罢豪族沿渠壅水所设水碓，防止垄断水利；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，怀州刺史沈文秀大兴水田，扩大灌溉范围。同时，劳动人民积累了渠首维护、渠道清淤等经验，定期清淤、加固石门，确保工程稳定运行。
与秦汉时期相比，这一时期的进步主要是：渠首易木为石，提高了耐久性与防洪能力；渠系布局更完善，功能多样化，新增城市供水、排涝功能。
局限则表现为：社会动荡导致工程修建维护缺乏连续性，常淤塞废弃；渠系技术仍有不足，防渗、排水能力有限；管理体系不完善，豪族垄断水利现象存在，影响灌溉公平性。
隋唐时期封建社会兴盛，农业繁荣推动水利发展。隋文帝开皇十年（590年）左右，怀州刺史卢贲“决沁水东注，名曰利民渠；又派入温县，名曰温润渠，以溉舄卤，民赖其利”。利民渠为后代利仁渠前身，浇灌沁水淤漫高地；温润渠从利民渠分支，灌溉温县土地并改良盐碱地，进一步扩大了灌溉范围。
唐代统治者多次修缮扩建，使工程规模达到顶峰。贞元五年（789年），怀州刺史李元淳引沁水开渠七十余里；元和六年（811年）碑文记载，枋口引水使“河内之人无饥年之虑”，此渠称广济渠，推测为李元淳所开。
宝历元年（825年左右），河阳节度使崔弘礼修理秦渠，灌田千顷，又辟荒田三百顷，进一步扩大灌溉面积；太和七年（833年），河阳、怀州节度使温造开浚古秦渠枋口堰，役工四万，溉济源、河内、温县、武德、武陟五县田五千余顷，创造了广利渠灌溉面积的历史最高纪录，标志着广利渠进入高度发展阶段。
唐代广利渠的工程特征：一是规模宏大，形成干、支、斗、农渠相连的完整渠系，覆盖五县，灌溉面积达五千余顷；二是渠首工程进一步完善，加固扩建石门，提高引水与防洪能力；三是技术水平显著提升，渠道开挖、防渗、排水技术成熟，能有效应对泥沙淤积与洪水；四是功能多样化，新增航运、养殖功能，发挥综合效益。
管理方面，唐代设立专门水利管理机构与人员，制定管理制度，明确用水分配原则，防止豪族垄断，保障灌溉公平；建立定期清淤、修缮机制，确保工程长期稳定运行。
唐代广利渠的鼎盛发展，为唐代经济繁荣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，使河内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粮食产区；促进了区域人口增长与城镇发展，推动经济繁荣；其工程技术与管理经验，为后世水利工程修建提供了重要借鉴，推动了古代水利事业发展。
宋代农业经济高度发展，但黄河北岸与辽长期对峙，引沁灌溉资料较少。北宋天圣初年（1023年），枋口堰废毁，广利渠衰落，灌溉面积大幅减少。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，兴复古千仓渠，以济水为源，补充灌溉水源，缓解灌溉压力。
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，殿中丞陈知俭奉诏立千仓渠水利科条，明确济水全部并入千仓渠灌田（济水，更不分入济河，并入千仓渠，浇灌稻田），孟州城池仅用济河泉水，怀州不再引济水流入州城，沿渠人户分三等设甲头负责管理维护，为后世广利渠管理提供了借鉴。
元代怀州与孟州同属怀孟路，政区调整为灌区发展创造了条件。中统初（约1259—1260年），怀孟路总管谭澄动员民工修复“唐温渠”，引沁水灌溉，缓解了旱灾影响。中统二年（1261年），元世祖委派王允中、杨端仁修渠，招募民工一千六百五十一人，兴工一百三十余日，建成石堰（拦河滚水坝）、石斗门桥及四条总长六百七十七里的干渠，浇灌五县四百六十三个村镇三千余顷民田，命名为“广济渠”。
此次修渠的关键是有坝取水工程，修筑永久性石堰抬高水位，设减水河分泄洪水，解决了古渠淤高导致的引水难题。中统三年（1262年），元世祖下诏明确分水原则，禁止权豪侵夺水利；郭守敬曾建议利用沁河、丹河余水扩大灌溉，虽未实行，但可见当时灌溉潜力较大。
元代广济渠有坝引水渠首布置图推测
至元十五年（1278年），设怀孟路管渠使、副各一员，负责广济渠管理维护。受益二十余年后，因豪族拦河筑堰、设立碾磨，加之暴雨洪汛，渠口淤塞、堤堰废坏。后尚野建言罢除河渠官，导致工程缺乏专业管理，暴雨时减水河无法容纳洪水，渠首闸门被堵塞，广济渠再次废弃。
天历三年（1330年），因大旱，怀庆路同知阿合马建议修复旧渠，提出动员用水户出工，改进工程设计与管理制度，禁止拦水设磨、按出工多少分水，但该计划后续未见记载，大概率未建成。
宋元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是：元代建成有坝取水工程，标志着古灌区发展达到新高度；渠系设计更科学，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；管理体系更完善，制定详细用水条款，防止豪族垄断。
时兴时废的原因：一是政治因素，宋代黄河北岸对峙、元代后期政治腐败，导致工程修建维护乏力；二是经济因素，豪族垄断水利，导致渠口淤塞；三是自然因素，泥沙淤积、暴雨洪汛频繁，冲毁堤堰；四是管理因素，后期废除河渠官，缺乏专业维护。
晚明时期，引沁古渠充分发展，形成六个引水口的六条灌溉渠道。明初洪武、成化年间均有修浚枋口堰的记载，弘治六年（1493年），河南参政朱瑄动员“有力之家”出钱，乡民张志开浚五龙口置闸分沁水，灌田数千顷，历时三四年。
利人河、丰稔河均为弘治、嘉靖年间修建或疏浚，均从枋口南岸引水，灌溉济源、河内农田。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，怀庆知府纪诫组织修浚广济渠，渠道面宽四丈、深二丈、底宽一丈，长一百五十余里，建桥闸四十四座，灌田五千余顷，新渠又名通济河，同时疏浚丹水与沁北广惠等六河。万历年间，多次对利人河、丰稔河进行疏浚、加固，解决争水矛盾，二河统称利丰河，引水口称利丰洞。
广济洞开凿于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，广济渠修成于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。万历二十七年，河内知县袁应泰任职时遇旱灾，他实地勘察后，选择枋口上游孔山东北麓开凿广济洞，因其引水条件好、不易遭洪水破坏。
穿山凿洞施工难度极大，民工“日夜施工，弗开弗止”，历时三年建成。广济洞及配套工程规模宏大：石洞长70米，底阔一丈二尺，高一丈；石河长77.6米，底阔一丈二尺，深七丈九尺；设石闸一座，配套减水河、分水石等设施，购买民田作为渠首用地并免粮税。广济渠绵延一百五十里，阔八丈，分二十四堰，灌溉范围广泛，袁应泰还制定了详细管理条款，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。
广济洞引水口
清代新开甘霖渠，形成利丰、广济、永利、广惠、甘霖及大利河、小利河七条引水渠体系，清前期各渠多有疏浚，后期逐渐淤废缩小。利丰渠在顺治、康熙、乾隆年间多次清淤修缮；永利渠与广济渠同期修建，引水口为永利洞，与广济渠相连；广惠渠源于沁河北岸，清代多次修浚；甘霖渠由济源知县甘国墀于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左右）创修，补充上游灌溉水源。
清代广利渠的完善主要体现在：完善多口引水体系，七条渠道相互补充，扩大灌溉范围；加强工程维护管理，设立专门机构与人员，制定管理制度；修缮加固渠首与渠道，提高防洪耐久性；优化水资源调配，明确分水原则，保障灌溉公平。
明清时期，广利渠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管理机制，中央重视水利修缮，地方设立专门官员，组织沿渠百姓参与维护，形成“官民共治”模式；制定详细管理制度，涵盖用水、维护、奖惩等方面，禁止豪族垄断，保障百姓灌溉权益。
明清后期，广利渠逐渐衰落，原因主要是：政治腐败，政府无力投入人力物力维护，工程年久失修；人口增长导致人类活动加剧，水土流失严重，渠道淤积加快；黄河倒灌使沁河下游形成地上河，决溢频繁，排洪除涝问题突出；战乱频繁，工程遭到严重破坏，难以恢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