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南地处华夏腹地，自古以来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皆在此建都，汉代在此设河南郡，因位居黄河之南而得名。明代设河南布政使司，治所开封，河南始为省区称号。其后，河南治域扩展至古豫州之地，因豫州居九州之中，故有“中州”“中原”之别称，简称“豫”。

河南这片古老的土地，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，也经历了无数的水旱灾害。从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，到近现代的水利工程，河南的水利发展史是一部与自然灾害抗争、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。

一、远古至明清：水旱灾害与治水历程

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，自古以来便是水旱灾害频发之地。据史料记载，从约公元前21世纪的尧、舜、禹时期，河南便遭受了多次严重水旱灾害。夏少康十一年，黄河大水泛滥，商侯冥受命治理河患，最终因公殉职。夏帝癸十年（约公元前1642年），豫西地区连年大旱，伊洛河断流，夏朝走向衰亡。此后，黄河多次决口改道，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

周定王五年（公元前602年），黄河在今浚县境发生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决口大改道。汉元光三年（公元前132年），黄河在瓠子（今濮阳西南）决口，东南注入巨野，通于淮、泗。汉武帝曾亲临现场督工堵合瓠子决口，并作《瓠子歌》以记其事。此后，黄河多次决口泛滥，给河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

曹魏黄初四年（公元223年），大雨霖，伊河、洛河大水，洛水溢至津阳城门，漂没数千家。晋泰始七年（公元271年），河、洛、伊、沁水大涨，并溢，冲没490余家，死200余人，淹没秋稼 1360余顷。宋绍熙五年（1194年），黄河大水，在今原阳县境决口，决水灌封丘向东流，分为南北两支，北支由北清河入渤海，南支入泗水，由清口汇淮河入黄海，开始长期夺淮。

明崇祯十一至十四年（1638—1641年）河南遭遇连年大旱，各地井河皆枯，60余县出现“人相食”的慘状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，李自成率起义军围攻开封，明军决黄河堤水灌起义军，起义军亦另决一口冲灌开封，使几十万人遭受灭顶之灾。清顺治五年（1648年），全省大水，豫东地区尤甚，夏淫雨连绵达百日，兼之暴雨如注，房屋田禾尽被淹没。

1938年，日本侵略军进攻中原，蒋介石为阻滞日军，在郑州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，以水代兵。这一举措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军的进攻，但也使河南东中部20 个县沦为泽国，豫、皖、苏三省淹死和困饿而死者达89万人，在河南、安徽境内形成大面积沙岗起伏、水系紊乱、河沟淤塞、杂草丛生、遍地荒芜的“黄泛区”。1941—1942年全省持续特大干旱，90余县6000万亩耕地受灾，300多万人饿死。在1450—1949年的500年中，河南发生水旱灾害的年数达493年，其中发生大水灾和特大水灾有46年；全省性旱灾和大旱灾有43年，特大旱灾有6年。

二、水利发展与治水智慧

河南水旱灾害频繁的自然特点，决定了除水害、兴水利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。远古共工氏“壅防百川”和“鲧障洪水”的传说，都是通过修筑堤埂进行防洪。鲧用“障”的方法没有制服洪水，禹继父鲧未竞的治水大业，改“障”为“疏”，把“浸山灭陵”的洪水分疏九河，平治了水患。《国语•周语》记载“昔伊洛竭而夏亡，河竭而商亡”，水旱灾害成为亡国换代的重要因素。历代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，无不将治水兴利作为施政之要图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管仲辅佐中原霸主齐桓公会盟诸侯于葵丘（今民权县境内），订立盟约，其中就有“毋壅泉”等禁令，不准在河道上搞阻水工程，成为中国最早解决边界水事纠纷的条款。孙叔敖“决期思之水，而灌雩娄（今固始县境内）之野”，使楚国“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”，助楚庄王称霸中原。西门豹修引漳十二渠，“以富魏之河内”。

秦汉统一，河南水利北部以治理黄河、中南部以发展灌溉为重点，取得了防洪兴利的重要成就，是河南水利发展史上的一个兴盛时期。秦代在沁河上修建枋口堰，至今为广利灌区所沿用。汉武帝因修建鸿隙陂，使汝南郡成为富庶之地。他还亲临黄河参与瓠子堵口，并作《瓠子歌》以记。汉元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修马仁陂、六门堨等蓄水工程，灌田3万顷，利国利民，百姓尊为“召父”。建武年间，杜诗守南阳，“修治陂池，广拓田土，郡内比室殷足”，百姓称其“杜母”。“父母官”也因此而得以流传。哀帝时，黄河屡屡决泛，贾让应诏提出防御黄河洪水及通航、抗旱、放淤改土的“治河三策”，其不与水争地的治河理念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永平十二年（公元69年），汉明帝刘庄命王景治理黄河和汴渠，自荥阳以下至千乘海口修堤千余里，收到稳定河道、防洪、航运等重大效益，使黄河相对安澜800年。王景在整修汴渠时，采用“十里立一水门，令更相洄注”，从而发展了水门技术。

从东汉末年、三国、两晋到南北朝，中原战乱连年，水利有兴有衰。东汉兴平年间（公元194—195年），夏侯惇复任陈留太守，“时大旱，蝗虫起，惇乃断太寿水作陂，身自负土，率将士劝种稻，民赖其利。”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，曹操出于军需，屯田许昌，开始引颍水灌溉。曹魏黄初时期（公元220—226年），豫州刺史贾逵在鄢（今郾城）、汝（今汝南县）造新陂，又断山溜长溪水，造小弋阳陂（今潢川县境）；又修通运渠二百余里。正始年间（公元240—249年），邓艾著《济河论》，提出开凿河渠，兴修水利，大举屯田的主张，司马懿采纳并实施。《晋书•食货志》记载邓艾“兼修广淮阳、百尺二渠，上引河流，下通淮颍。大治诸陂于颍南、颍北，穿渠三百余里，溉田二万顷，淮南、淮北皆相连接。”使灌溉和航运有所发展。晋初，徐、兖、豫三州大水，杜预提倡废除战时修建的陂塘，减少了洪涝灾書，不仅朝野称美，也留下了平原治水的宝贵实践经验。

隋、唐、北宋，河南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处于历史上的鼎盛阶段，也是河南水利大发展时期。大业元年（公元605年），隋炀帝开通济渠，从东都洛阳引谷（今涧水）、洛水入黄河，顺流东进，在荣阳板渚的黄河南岸引水入汴渠，经商丘入安徽与淮水合；大业四年又开永济渠，从荥阳汜水东北引河北之水，东北行，汇清、漳、淇诸水，直达北京。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，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。

经过唐、宋的整治，加以转输制度的改进，漕运能力由唐初不过20万石，达到天宝元年（公元742年）的400万石，北宋漕运量最高达到800万石，成为漕运史上的最高纪录。公元978年，宋太宗发卒数万人在南阳筑坝置堰，竣渠百余里，欲拦白河水北达京都开封，以解西南物资北运之困，终因技术力量所限，渠成而水不能至，但这对1000多年后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，颁布了《农田利害条约》，一度掀起了“四方争言农田水利，古陂废堰悉务兴复”的治水高潮，形成了汴河、惠民河、五丈河、金水河四水润都，水运四通八达的格局，造就了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绘的繁荣景象。

金、元、明、清，河南失去政治中心地位，水利也长期失修。元代末年，国运衰落，黄河失修，洪水泛滥，国衰民苦，但在宰相脱脱的支持下，贾鲁毅然肩负起治河大任，疏、塞并举，先疏后塞，一举堵复黄河决口。虽说修河民工最终纷纷加入起义队伍，促使了元代的灭亡，但对于贾鲁治河之功，世人还是给予了“贾鲁治黄河，恩多怨亦多，百年千载后，恩在怨消磨”的评价。

清康熙帝亲政，“以三藩及河务、漕运为三大事”，并书而悬之于宫柱之上；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大水，开封、商丘、驻马店等地一片汪洋，乾隆帝急派工部待郎裘曰修会同河南巡抚胡宝瑔前往救治。工成后，他们将疏浚成果绘制成《开归陈汝四府水利图》，连同总结的《河渠经久事宜》8条，一同奏陈朝廷，为豫东治水留下了宝贵资料和经验。道光年间，固始人吴其濬著成《治淮上游论》，提出“治河必先治淮，而治淮必先治淮之上游”，蕴含了“蓄泄兼筹”的治淮方略。

三、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：水利工程建设的艰难探索

民国期间，战乱频仍，水利工程建设时断时续。1915年，河南省水利委员会成立，5年后改组为水利分局。1919年，在黄河上设立陕县水文站，成为河南境内最早的水文站。1927年，河南遭遇大旱，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大力提倡打井，当年完成5392眼。1929年，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钫在开封创办了全省第一所水利学校——河南省建设厅水利工程学校。同年，导淮委员会成立，在潢川、淮滨、固始3县修筑简易生产堤。1934年，宛西地方自卫团司令别廷芳在西峡县鹳河上建成全省第一座水电站。1938年，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、河南省政府和日伪政府分别在“黄泛区”两边修筑“防黄泛西堤”与“防黄泛东堤”。但总体上这一时期社会动荡，水政不修，河湖疏治。到1949年，水利设施几近废驰，全省仅余土砖井19.96万眼，水车等简易提水工具8.4万件，灌溉面积139.05万亩；自流灌区灌溉面积142.96万亩，加上提水灌溉和山丘区塘、堰、坝灌溉，总计灌溉面积566.63万亩，约占耕地面积的5%，其余95%的耕地全为“望天收”。全省低注易涝面积2460万亩，治理面积仅15.7万亩，盐碱地面积360万亩，治理面积仅5.5万亩。全省没有一座水库，河道淤浅，排泄不畅，抗御水旱灾害能力很低，常常是大雨大灾，小雨小灾，无雨旱灾。

参考文献

[1]河南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.河南水利志.郑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2017。